安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学校，老师们强调得最多的是安全问题;在家里，家长们说得最多的也是安全问题。可见，安全问题早已深入人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我们只有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才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才能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就感觉，现代社会整体治安复杂化，各种社会问题集中出现，人们对社会及生活的不满通过各种极端方法表现出来。就拿大学校园来说，每年因各种矛盾或纠纷而报复、跳-楼、自杀„的案例越来越多。但是，对步入大学校园的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做的是学会独立面对社会，独立生活，学习知识，增长技能，而一切的前提还是我们“健健康康”的活着，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对每一名大学生来说，在校园要时时注意用电安全，严格遵守校园及公寓“安全用电”相关制度。谨防火灾，发生火灾后，头脑要冷静，理性逃生。在讲课过程中，王老师多次提到王大伟教授，王教授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气温每上升一度，性侵犯上升两个百分点。尤其女生来说，更应该掌握保护自己的技巧。校内校外注意安全、夜间行路注意安全、公交车上注意安全等。王老师在课上也教给了我们不少摆脱异性纠缠，应对性骚扰的方法。另外，我们必须提高财务安全意识，做好防盗、防骗、防抢等防范工作。在校园谨防顺手牵羊、溜门串户、入室、溜门撬锁、窗外钓鱼、插片开门、偷配钥匙等行窃方式;平时谨防入室盗窃、扒窃、网络盗窃等，确保自己的财产安全。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安全只是指身体的安全甚至是肢体的健壮和不受伤害;认为只要自己的肢体健全、行动自如那就叫安全。我认为，这决不是安全的全部。即便是一个具有健全的体格的人，如果他的思想道德水平低下、明辨是非能力不强，糊里糊涂攀兄弟、结姐妹，既有拉帮结派之嫌，又有醉翁喝酒之意;如果他不明不白逞义气、惹事端，不但喜好随波逐流，而且希望出点乱子;这表现出来的就是思想上的安全问题。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思想安全，亦或是行为安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结果的残酷性。交通事故，游泳溺水事故、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事故，课间游戏追逐打闹偶发事故，轻者可以伤及体格，重者能够危及生命，它们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可是思想道德的残缺、行为方式的越轨比体格不健全更可怕。因此，健康的心理对每个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应该注意合理饮食和身体锻炼，另一方面更要陶冶自己的情操，开阔自己的心胸，避免长时间处在紧张的情绪状态中。如果感到自己的心情持续不快时，要及时进行心理自我调试，必要时到心理门诊或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帮助，以确保心理和生理的全面健康。
爱情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爱情就像一件高妙的艺术品，无论怎么研究也难穷尽其奥秘。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正在走向成熟，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变化的正常的。但是，大学生需要端正恋爱动机，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发展适当的恋爱关系。对于大学生而言，
应该树立科学的无产阶级的恋爱观。具体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建立志同道合的爱情;第二、摆正爱情与事业的关系;第三、懂得爱情是一种责任和奉献;此外，由于校园里恋爱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遇到如单恋、失恋、爱情波折等种种挫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其中失恋是最严重的一种挫折。所以，我们还应培养一定的承受能力，受到挫折能够合理疏导情绪的能力，将对自己伤害降到最低。
生命只有在安全中才能永葆活力，幸福只有在安全中才能永具魅力。安全构筑了我们美好的家园，成为连接亲朋好友的纽带。通过学习《大学生安全教育教程》这门课程，我再一次深刻的休会到：在安全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麻痹和侥幸，在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防范在先、警惕在前，必须要警于思，合于规、慎于行;必须要树立高度的安全意识，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必须要筑起思想、行为和生命的安全长城。生命是惟一的，是宝贵的，世界因为有了生命而变的精彩!
清华大学本科、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学霸加大学问家。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不但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被誉为“小钢炮”的英勇战士，而且健康活到100岁。她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绍湘。
北平长大的湘妹子
人们常说，英雄不问出身。但学者却有点不同，通常著名学者往往都有家学渊源，或因其成长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黄绍湘就是如此，她祖籍湖南临澧，1915年出生在长沙一个家学深厚的书香门第。其曾祖父黄道让是咸丰年间进士、晚清诗人;其父黄佑昌年少早慧，23岁从日本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教授民法、罗马法课程长达18年，著述颇丰，有“黄罗马”之称，后又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虽是著名法学家，但诗词书法均颇有造诣。黄绍湘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家庭的文化烙印深深刻在她的身上。
1917年11月，两岁的黄绍湘随家人迁往北平，在北平度过了童年、小学和中学时光。
现在流行“拼爹”一词，很多人梦想自己能生在豪门世族，黄绍湘虽出生在学者、官员之家，社会阶层不可谓不高，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也有她的烦恼，就是家里重男轻女。黄绍湘从小就显示出湖南人敢于反抗的性格。1930年夏，黄佑昌出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大法官，举家又要迁往南京。这一次15岁的她坚决不去南京，而是与大姐留在北平读书。这就是黄绍湘人生三转折中的第一个转折——与官僚家庭走不同的道路。
但小丫头毕竟是小丫头，虽然敢于反抗，有时也不得不跟现实妥协。黄绍湘在北平私立笃志女子中学读高中时，因对校方要求学生做祷告等宗教仪式很反感，决心另行择校。此时恰好大姐染上伤寒，她母亲来北平照顾大姐。本来黄绍湘从小就喜欢理科，但母亲认为税务是“金饭碗”，盐务是“银饭碗”，她顶不住母亲的严令，只好考进了国立盐务专科学校。
然而，九一八事变令千千万万爱国学子义愤填膺，一腔热血的黄绍湘和同学们参加了北平学生支援南下代表的卧轨请愿活动。青春期的她思想很活跃，广泛阅读了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莎士比亚、狄更斯、歌德、海涅、海明威、马克·吐温等人的文学作品，知识面很广。同时她开始大量阅读左翼进步书籍，接受“五四”以来进步思想的洗礼。与此相辅相成的是，黄绍湘在盐务学校的学习成绩也相当好。因为各项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她还被选为班代表。1934年春，她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撤换不称职教员的要求，校方非但不听，反而给她记了两次大过。全班同学为她声援，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却遭到校方申斥。深感不公的黄绍湘愤然离开盐务学校。她从小就向往清华大学，经过考试她以优异成绩如愿被清华大学录取，插班进入外语系二年级学习。清华大学为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二个转折。
一二九运动的小钢炮
作为对时局异常敏感的天之骄子，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祖国大好河山备受蹂躏的局面，黄绍湘感到十分痛心。外语毕竟只是一门工具，不能告诉她更多的道理，她想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学习了解中国积贫积弱而被侵略的根源，于是1935年秋季她转入历史系学习。这一选择结下了她一生与历史研究的不解之缘。
黄绍湘勤奋好学，然而当时的时局却不能给她一个和平安宁的学习环境。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东北之后，得陇望蜀，将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华北岌岌可危，广大爱国志士特别是青年学生莫不扼腕痛惜。
就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之际，痛感华北沦亡迫在眉睫的广大平津学生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广大学生的心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3万余人在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随后又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国民政府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身处抗日风暴之眼的黄绍湘，心潮澎湃地追随清华的同学们，汇入到这一抗日爱国大潮之中。她参加了12月9日和16日的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不但没有把她吓住，反而激起了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黑暗统治的热情，她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了积极投入救国运动的一员。1936年春，黄绍湘还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但在高碑店遭到军警镇压，身为弱女子的她，居然奋不顾身，用木柄与军警搏斗。
一二九运动狭义的是指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学生中爆发并迅即传播到全国的学生救亡运动;广义地说，则是指中共领导的从1935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学生救亡运动。在这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黄绍湘以其豪迈的爱国热忱、过人的口才和干练的个性，成为一二九运动中走在前沿的学生领袖之一。1936年6月，黄绍湘在清华大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在蒋南翔和牛萌冠的领导下，从事清华救国会和北平学联的工作，连续担任了两届救国会委员。这是她人生的第二个转折。
1936年10月，由北平各校学生公开选出的代表在燕京大学举行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黄绍湘、王永兴和何礼3个人，由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大会选出，作为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参加北平学联。当时，学联的分工是北京大学管组织，清华大学管交际(即统战)，师大管宣传，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管总务。黄绍湘即负责交际工作，对于各类人物既敢于斗争又能极力争取。比如黄绍湘与何礼代表学联找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物理系主任杨立奎说明学联宗旨时，杨大骂过去的学联(指秘密学联)拿俄国的卢布，但被黄绍湘与何礼驳斥后，杨很狼狈，不得不同意学联的宗旨。
西安事变后，中共决定发动全国民众请愿，逼国民党做出抗日的决定，于是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北五省学联等团体。华北学联由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山东6个省和北京、天津、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张家口7个市的学联代表参加，聘请教授指导，并由北平学联代表以黄绍湘、智体洁为首组成主席团。2月4日遂成立华北学生献旗团，该团由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岛、保定、济南、太原、西安、徐州等地区的25位代表组成。黄绍湘当时是清华救国会派驻北平学联的代表，一直做公开交际统战工作，在南京还有一些上层社会关系，于是北平学联地下党组织指派她担任献旗团团长。
献旗团乘火车在12日下午抵达浦口，一下车就被军警包围，随后被安排住在中山路华侨招待所，形同软禁。13日晚，国民党要员在华侨招待所会客厅对献旗团训话，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周佛海和宣传部长方治分别训话。翁文灏、周佛海、方治都坐在桌子南头，献旗团代表围绕桌子坐着，黄绍湘坐在桌子北头。献旗团身后站了30多名便衣和军警，军警都持枪立正，枪都上膛，摆出随时准备开枪的姿势。国民党当局企图用这个阵势吓住学生们。翁文灏讲话比较温和，周佛海则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最后训话的方治态度最凶狠，措词蛮横无理。他恶狠狠地说：不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都是共产党，学生时代，只有读书才能救国;学生爱国运动首先应当拥护中央政府;现在的学生运动是受了共产党利用，你们学生必须和中央政府合作，不要受骗。方治还声色俱厉地说：“受共产党利用的只是极少数，你们要交出团里的共党分子。”
学生代表明白这是企图分化大家，于是都气愤不已。黄绍湘当即代表全团团员起立发言，严正反驳说：学生爱国运动是自觉的救亡运动，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华北危急，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御侮图存，谈不到被党派利用的问题;我们都是爱国青年，代表全华北学生的爱国愿望，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开放言论，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宣布对日作战，一致对外，有何越轨……在黄绍湘发言到十分激烈处时，周佛海一拍桌子，军警立即作开枪姿势，进行威胁，黄绍湘毫不畏惧，仍然慷慨陈词。
然而光勇敢还不足以让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经过多次要求，献旗团于14日举行了一个极其冷落的献旗仪式。随后，献旗团成员便被押上火车，被强令离开南京返回北平。沿途各地爱国学生冒着凛冽寒风到车站热烈欢迎和慰劳献旗团。16日下午，献旗团在东北大学学生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各报社、通讯社记者10余人参加，黄绍湘介绍了献旗团的筹办经过、赴京任务、沿途情况以及在南京受到软禁和威胁的情况，博得与会记者广泛同情。但碍于当时新闻封锁、检查制度的严厉，媒体不可能全部报道。
随后，北平学联在西直门内东北大学广场上召开了一个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黄绍湘在大会上作报告。她以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继续阻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_的反动政策，以及对献旗团行动进行封锁、对献旗团进行威胁、软禁等实际情况。当时还没有麦克风，面对几千人的大场面，黄绍湘讲得声音沙哑，喝了些生鸡蛋润润喉咙，再继续发言。当她讲到国民党便衣、军警用枪对付献旗团学生代表时，不禁怒火中烧，眼睛湿润，声音反而更响亮了。有些同学听到献旗团被软禁的情况，止不住落泪，自发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响亮口号。
此后，根据抗日形势需要，黄绍湘等还积极组织慰劳二十九军、向二十九军献旗等活动，对激发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因黄绍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杰出表现，被人送了一个“小钢炮”的雅号。
只身赴美留学
由于积极从事抗日工作，学习时间较少，黄绍湘在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指导下，选择明代盐法作为毕业论文，于1937年6月顺利获得清华大学历史系文史学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她转移到武汉、长沙等地工作，1939年5月她又到重庆进行地下工作。在重庆，她迎来了人生的第三个转折。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自费赴美留学考试。中共中央南方局敏锐地意识到二战之后美国将在世界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共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因此动员英语很好的黄绍湘参加考试。黄绍湘果然取得优异成绩，南方局同意给予她部分津贴，经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批准，补助2000美元。此时，黄绍湘已与毕中杰结婚并生了两个幼女，但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是第一位的，于是她忍痛离开丈夫和女儿，孤身前往美国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美国史，从此开始进入美国史研究领域。由于战火不断，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时断时续，她在日记中写道：“太思念孩子了，有时跑到厕所偷偷哭一会儿。”但她有一种坚定信念作为支撑，因此锲而不舍地钻研大量进步学派的专著，外语水平和思辨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她以“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指导教授是一位进步派学者约翰·克劳特，他对黄绍湘的论文评价很高，认为是一篇“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硕士毕业后，黄绍湘本来有机会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她在1947年春毅然放弃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奔向祖国的怀抱。
此后，黄绍湘一直潜心从事美国史研究。1953年她推出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美国史专著《美国简明史》，学界泰斗陈翰笙认为“这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这部《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1957年，黄绍湘又出版了颇具拓荒性质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这两本书都成为大学历史系教员和学生的必读书，也是我国外交、军事人员的重要参考书。“_”结束不久，她在1979年就出版了《美国通史简编》，此书被誉为“极具标志性、代表性的美国史专著”，是“开创中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力作”。1987年，黄绍湘在72岁高龄又出版了100多万字的《美国史纲》。黄绍湘的学术成就得到中外学界的好评。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也认为：“在国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作为学者的黄绍湘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始终坚持学者的独立观点，既不随波逐流，也不人云亦云。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与美国尖锐对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下，国内产生了仇美和反美情绪。黄绍湘不怕被别人误解为在美国留过学就替美国说好话，率先在美国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情况。她在1951年发表的文章中勇敢地指出：“用简单地‘骂倒’的办法，把美国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不顾当时历史具体情况，乱派罪证，针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学习美国历史的同学，是极不利的。”改革开放后，由于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人对美国趋之若鹜，于是又出现另外一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中国应该照搬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年过古稀甚至已到耄耋之年的黄绍湘却不跟风，多次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美国史研究新局面”。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她始终如一地坚持运用马克思理论指导美国史研究。现在，很多学者著书只为稻粱谋，或者为了博出位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市场经济流风所及，学界也平添不少浮躁的空气，真正像黄绍湘这样能够不为外物所动、始终坚持自己信仰的学者更是值得尊敬的。
在湖南收获爱情
作为湘妹子，黄绍湘在湖南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两岁前在长沙生活过，抗战初期在长沙和湘西工作过而已。但湖南不仅是她的故乡，也是她的福地，她在湖南收获了爱情，与毕中杰结为革命伴侣。
黄绍湘曾经对子女们说：“想起那些为了革命牺牲的战友，作为幸存者，很庆幸我还拥有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相信生命轮回。但是，如果真的有来世，真的让我再次选择，我还是会走同样的道路。”这就是真正的信仰。
2015年11月28日，黄绍湘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3.15，是一个对消费者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对于那些欺骗消费者的人，我们要报告给国家，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今年的3.15晚会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卖家的真正面目。
开场的第一个厂家就让我大吃一惊，居然是"苹果"牌的手机欺骗了消费者，别的国家的"苹果"牌手机如果在一年以内有问题会换一个新的手机，但是在中国却不换外壳，同样是一个品牌，为什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差别就这样的大呢?连"苹果"这样好的品牌都耍小聪明，那让我们消费者还会信哪一个品牌呢?
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掺假，在黄金里面掺上铱，就成为了千足黄金，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而且那些商家还亲自给记者做了演示，记者大吃一惊，让我们看的也是大吃一惊，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事实就是这样，这样还让我们怎样去相信哪一家的黄金石真的呢?厂家为了贪图这些钱，竟然去掺假，难道不觉得愧疚吗?你们的良心就让你们这样的去做吗?我表示质疑。
接下来就是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汽车的质量问题被很多人都打了一个问号，其中，质量最不好的，就是江苏的一家了，大众也不是很好。汽车真让我们担心，这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着我们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严重性有100%
最后就是做假宣传的了，现在电视上有很多都是一些老人自称是"神医"给我们推荐药品，其实，那些都是假的，那些老人，只不过是演员，而里面的一些东西，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辣椒油……说道这里，我必须要提醒一下身边的老人了，不要对广告上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了，那只是一个陷阱。
3.15，一个给消费者诉苦的权利，我喜欢3.15!
以教育局精神为指针，以安全法律法规为准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切实做好学校师生安全教育，综合整治校园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以保障学校广大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学生健康成长。
今年3月28日是全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为了更好地开展此次活动，我校于20_年3月24日——3月28日围绕“加强疏散演练，确保师生平安”这一主题，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集中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演练活动，各班级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活动，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护自救能力，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学校各项安全工作。主要活动有：
1、3月28日(周一)升国旗仪式，由德育处对全体师生进行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主要对学生开展安全预防教育，使学生接受比较系统的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触电、防食物中毒、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防火、防盗、防震、防骗、防煤气中毒等安全知识和技能教育。
2、学校组织一次安全知识讲座,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重点加强学生校园活动安全教育以及交通事故等教育。
3、各班出一期以宣传“安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墙报。
4、各班召开一次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主题班会。通过主题班会深化安全教育的防范意识与事故发生的急救措施的落实，提高学生自救自护能力。
5、学校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安全知识宣传。
6、5年级每生办一期以宣传“安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手抄报。
7、组织全校性的安全大检查，对学校教室、实验室、微机室、阅览室等重要设施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不留“死角”，发现安全隐患，立即整改。特别是教室的门窗、学校围墙、电路的布置、学校重点部位(电脑室，实验室，运动场，多媒体教室、体育器材)等定期检查，对较旧的电气设备、电线、灭火设施等进行更换，杜绝隐患。
8、组织学生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演练。
我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全校学生在校领导和老师的引导下，用毛巾捂住口、鼻，弯着腰、低着头从不同的楼道有秩序地逃离“火灾”现场，并迅速跑到空旷的操场集中。全校学生在1分20秒的时间内全部安全逃离现场。通过火灾逃生演练，提高全体学生的消防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在火灾中的逃生技巧。
教育是安全的前提，安全是教育的目的。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落实人人参与的要求，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确保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探索和拓宽创建“平安校园”的新路子，使创安工作更上一层楼。
在9月1日的晚上8点钟，学校组织了我们和家长一起观看央视的综艺节目《开学第一课》，老师说这将会是我们的祖国送给全国中小学生的开学礼物。早在7点半左右，我和爸爸妈妈就已经吃完饭，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节目的开始。
刚到8点钟，《开学第一课》就从一面异常夺目的五星红旗当中展开，随着五星红旗的飘扬，两位主持人开始给我们讲述了这节课对于我们小学生的意义。之后，节目里迎来了五位特殊的嘉宾，他们都是为守护五星红旗而奋斗的战士。
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有的是在黑暗里守护着五星红旗的微光，有的是把五星红旗带上世界的巅峰，有的是在航洋深处守护着五星红旗，有的更是把五星红旗带上了月球，还有的更像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五星红旗。
上完了这《开学第一课》我才明白，原来五星红旗背后有那么多人的守护，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守护五星红旗。就像我们作为小学生，我们在每一次的升旗仪式当中都怀着庄严的情感去对待，这就是一种守护五星红旗的方式。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小学生，需要做好我们的事，那就是好好学习，争取吸收到更多的知识，在未来的日子里，当我们接过国家，接过五星红旗，我们要有足够的能力，成为国家的栋梁，继续保护发展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五星红旗永远地飘扬下去!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城市已变得越来越美丽,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的景象随处可见.然而由于有些人交通安全意识的淡薄,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演了一幕幕不可挽回的悲剧.当你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于车轮之下,当你发现一阵阵欢声笑语湮没在尖锐的汽笛声中,当你面对那些触
目惊心的场景时,能不感到痛心疾首吗?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欠缺安全防卫知识,自我保护能力差,因此对少年儿童进行安全教育的形势相当紧迫.红灯短暂而生命长久,为了更好地宣传交通安全法规,增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教育部将今年3月28日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主题定为“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为了更好地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更好地珍视我们生命.
我们要认真学习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遵守交通规则,加强安全意识,树立交通安全文明公德;当我们徒步行走于人来车往的马路时,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在马路上嬉戏打闹;当我们时马路时,多一份谦让与耐心,不闯红灯,走人行横道,绝不能为贪一时之快,横穿马路;严禁12周岁以下的学生骑自行车.放学回家一定要排好路队.
遵章守纪,就是尊重生命,尊重自我.当我们能做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便向文明的彼岸又靠近了一步.重视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呵护这文明之花,让我们远离伤痛,珍爱彼此的生命吧.
我们要把平安的种子撒播进自己的心田.当它发芽开花、长成参天大树,我们必将收获更多的祥和、幸福和安宁.
黄诚是“一二九”运动领导者之一，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壮烈牺牲。
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
黄诚生于1914年5月16日，河北省安次县调河头村人，没落地主家庭出身。黄诚6岁丧父，8岁进私塾，14岁时到邻县永清存实中学读初中，1930年随姐姐黄佩到北平，入第四中学初中三年级作插班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诚目睹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再也压抑不住满腔沸腾的热血，和其他爱国同学一起走上街头，贴标语，散传单，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野心，组织同学清查、抵制日货，并串联各个中小学，筹备成立北平中小学学联。这些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校长齐梅阁通过保证人警告黄诚不要误入“歧途”，但他仍然坚持爱国活动。1932年暑假，学校就把黄诚等几个进步同学开除了。
这年秋天，黄诚考进了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这里的学生运动较之中学更为活跃，黄诚进一步受到了进步思潮的熏陶。1933年初，他和几个进步同学组织了荒火社读书会，由本科学生杨戊生(即魏东明)任社长，黄诚任副社长。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议论国内外形势，抒发抗日救国的热忱。黄诚提出：“宣传民众为当今救国之要务。”为实践这一思想，2月间，他又和吴承明等几个同学开办了北洋工学院工友补习学校，向校内工友及其子弟讲授文化知识，宣传爱国思想。但只办了一个多学期，便被学校当局封闭。黄诚继续积极参与组织学潮，与反动当局斗争，并经常用“煌煌”、“成成”等笔名，给校刊《北洋周刊》写稿。学校成立级代表联席会(学生会的前身)的时候，黄诚被推选为级会主席。
1933年冬，学校当局为卡家境较差的进步学生，宣布取消给学生的书籍、仪器半费津贴，但同时又给跟校方跑的一些学生发放丰厚津贴。级代表联席会当即决定发动全体同学罢课，反对学校这一决定，并推选黄诚、杨戊生等为代表与校方交涉。学校反动当局便乘机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将黄诚等人开除。
黄诚没有屈服，一面继续宣传抗日救亡，一面坚持自修学习。1934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黄诚与杨述等同学组织进步团体东方既白社，编辑《东方既白》杂志、介绍唯物辩证法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潮，赢得了广大同学的信任。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继而颁布所谓“睦邻令”，严禁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11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公然打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接着，“华北自治”、“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又传遍北平。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民族存亡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在北平地下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北平各校于12月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主席。他所领导的这个救国会，在12月6日付印的刊物《怒吼吧》第一期上，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当时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和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及救国会其他领导成员一起，积极酝酿、组织同学们参加全市性大规模请愿游行示威行动。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黄诚是清华大学游行队伍的总领队。12月9日一早，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扣留了全部校车，企图阻止同学们游行。黄诚等率领队伍举着旗帜和标语，冲破警察的重重阻拦，步行进城。9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西直门时，城门紧闭，城头上立满荷枪实弹的军警，学生们在朔风雪地里，虽寒风冻裂了手脸，但热血溶化了全身。黄诚挺身而出，带领同学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他还以炽烈的感情，恳切的言词，向站在城头的军警宣讲国家危急的形势，和当亡国奴的痛苦，使得一些稍有爱国之心、不愿当亡国奴的军警也不禁潸然泪下。但慑于上命，他们不敢开门。黄诚等见西直门进不去，便留一部分同学在那里继续宣传，又率领大队向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前进。沿途宣传民众，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在12月16日的示威中，黄诚领着同学们用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赶到天桥参加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会后继续游行示威。当时的清华，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坚强堡垒，黄诚是其中的一名骨干。经过这场革命风暴的洗礼，他于1936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页可歌可泣的篇章。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对爱国学生实行大搜捕。这天拂晓，440多个反动军警手持黑名单闯进了清华园，包围学生宿舍。黑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黄诚，还特别画上了红圈圈。清华救国会立即提出了“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的自卫口号。在同学们的掩护下，黄诚等救国会领导人未被搜出，但姚依林和蒋南翔等3位同志被捕。反动军警正要把他们拖上汽车押走时，救国会发动广大同学向军警进行突然的反击，砸坏了军警的汽车，把他们抢了回来，并抢到了黑名单。当晚，敌人增派两个团共5000军警包围清华园。黑名单上的人早已分散避开，黄诚和姚依林躲藏在冯友兰教授家中，度过了紧张、危险的一夜。
同年4月，黄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间，黄诚在参与组织北平学生“六一三”大示威后，和另外3位同学一起被清华大学反动当局开除。在8月10日出版的《觉报》上，黄诚发表了题为《让我们做最末一次被开除的学生吧的文章。文中写道：“我被开除了，这原是我意料中的事情??这在一个从事救亡工作的人，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今天，原不算一回事”。“政府口口声声是抗日救国，而实际上是国家一天天的沦亡!同样的，学校口口声声是爱护青年，而实际上是屡次对同学的开除与记过!——‘良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看行动，只看事实，凡是妨害了救亡工作的就是汉奸，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铁则吧?”“我是被开除了，我不留恋，我不后悔，一切都为了救亡!我要为了救亡而奋斗!”他还写了《我被开除的前后》、《从学校开除学生说到殖民地教育》等文章，声讨反动当局卖国投降、迫害爱国青年的罪恶行径，表明自己誓为祖国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是年9月，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进步教授吴承仕的协助下，黄诚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就读，同时继续从事救亡运动。他深得广大同学的信任和拥护，在10月初全市学生的公开选举中，被选为北平学联主席，与玉文彬、孙世实等人一起负责学联的领导工作。黄诚同时担任了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直至“七七”事变爆发。
这个时期，黄诚除了负责北平学联的全面工作以外，还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大学的救亡活动，其中一次是组织领导“驱王”、“驱祁”运动(当时中国大学校长由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兼任，实际掌权的是王正廷的爪牙、总务长祁大鹏)。吴承仕、黄松龄，齐燕铭等进步教授支持爱国学生，也直接参加了驱王驱祁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斗争，终于赶走了王正廷和他的爪牙，基本上取得了进行爱国活动的自由，为北平学联和全市爱国学生公开活动争夺了一块阵地。这时的中国大学，随之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
1937年1月20日，黄诚和北平学联的其他几个负责人及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史立德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先是关在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后转押“军人反省院”狱中，黄诚他们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与敌人进行了机智、英勇的斗争。起初敌人想把他们送往南京囚禁，黄诚等人设法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狱外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配合，迫使反动当局放弃了送交南京的企图。
黄诚的身体本来就比较差，受牢狱生活的折磨后更为消瘦、虚弱。一天清晨，黄诚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难友们脱下棉衣盖在他身上，进行人工呼吸，才把他救醒过来。大家要求看守给他卸掉沉重的脚镣，黄诚挣扎着站起来，对看守说：“你们监狱当局对病人这样的虐待是惨无人道的，应当立即把所有难友的脚镣都去掉，如果你们不答应，我要向社会上控诉??至死也要同我的难友们同甘??”话还没有说完，又昏过去了。过了几天，直到他病得奄奄一息，监狱当局才雇了一个医生为他看病，并下掉他的脚镣。经党组织和社会上的多方营救，1937年3月16日，敌人不得不释放黄诚等人。
出狱后，黄诚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黄诚领导北平学联及时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师生合作，共御外侮”等口号，广泛团结爱国师生，使北平各大、中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黄诚还经常代表北平学联奔走于工农商兵等各界群众之中，并组织同学去二十九军劳军、慰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二十九军官兵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年暑假，蒋介石下令全国所有大学二年级学生参加军训，企图以此整肃爱国学生的思想。黄诚认为这正是既可学习军事知识，又可向国民党军队官兵广泛深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好机会，于是他通过学联迅速向各校作了布置、自己也到二十九军的一个师里参加军训。二十九军原是个地方军阀部队，曾与日寇有过勾结，后在全国反蒋抗日的大势下，逐渐与我党发生联系，并转而倾向抗战。这个部队有个姓曹的连长，一天接到家信，托黄诚代念。信上说他的父亲因灾荒饿死了，埋葬时借了高利贷250元，家里打算把他13岁的妹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还债，如他不能寄钱回家，妹妹将被人家接走。曹连长听了泣不成声，马上找到营部，可只借到40元。正当他走投无路时，黄诚发动同学凑齐了250元，使曹连长非常感动，更加相信并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黄诚的影响下，其他同学也都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并主动与二十九军下级军官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对后来二十九军参加抗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由蒋南翔(北平市委学委书记)、黄诚(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杨学诚(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北平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组织、率领部分平津学生南下，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8月8日，黄诚乘平津间恢复通车后的第一趟火车离开北平，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的生活，投笔从戎，沿着党所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叶挺军长赞誉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交际家”
黄诚等率部分北平学生南下，9月18日抵达南京，继又逆长江而上，于10月初到了武汉，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当时周恩来在长江局)取得了联系，被派往第七战区做川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七战区在郑州一带，司令长官是川军司令刘湘。当时刘湘还在成都未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便安排黄诚、谢云晖、刘烈文和朱光4位同志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赴成都会见刘湘，商洽北平南下学生去七战区工作的问题。刘湘原是个_老手，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后，民族大敌当前，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改变，当即对黄诚等4位代表表示，欢迎同学们到他的部队里去工作。黄诚等人先回武汉，不久刘湘也来到武汉。黄诚的公开身份是七战区巡视员，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他利用刘湘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七战区起草了“谁能抗战到底，谁就是我们的领袖”、“中途妥协是汉奸”等口号。战区内有人问：“领袖不就是蒋介石么?”黄诚回答：“不一定，那要着他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蒋介石不抗战，也当不成委员长!”
上海失守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乱作一团。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刘之间矛盾很深。蒋介石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川军，便令刘湘部队去守卫南京，刘湘不得不将部队开往前线。黄诚请示长江局，长江局指示随川军前往，并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了一个20来人的宣传队交黄诚带去。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川军中成立中共特别支部，黄诚任支部书记，谢云晖和魏今非任支部委员，直接受长江局领导。黄诚他们来到安徽歙县岩寺一个川军的兵站，一面做川军的统战工作，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在岩寺小学举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黄诚在青训班上讲课，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为抗战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这年底，陈毅率先遣队先期来到岩寺，次年1月接见了川军中党的“特支”成员。1938年春，刘湘病死于武汉，七战区撤销，并入三战区，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通缉黄诚等人。黄诚和“特支”的同志以及从武汉带来的宣传队的全体同志，都通过陈毅参加了新四军。黄诚先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和陈毅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久，黄诚调到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党领导的新四军这所大学校里，黄诚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感到自己比学生时代更年轻了些，更加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在给姐夫张西堂的几封信中，欣喜地谈到：“此地如一学校，亦如家庭，友朋相处，完全待以至诚”，“有好师傅，尤其有上级及同事之时相督促，弟虽愚纯，亦感在此进步甚大。”通过和工农兵群众的深入接触，黄诚的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从农村到城里读书后，染上了一些都市气息，物质生活比在农村讲究，和工农群众的生活比，他常说自己这种生活太“布”了。这个“布”，是英语“资产阶级”的音译“布尔乔亚”的简称。而到皖南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说：“现在正向‘布’学习，这‘布’字与从前的‘布’字大不相同。”这里的“布”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布”了，从“布尔乔亚”的“布”到“布尔什维克”的“布”，这是黄诚思想感情上质的飞跃。
在新四军军部，黄诚十分注意学习老同志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作风。他很敬佩、尊重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也很器重他。他善于言辞，长于交际，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因此军部许多对内对外的联系事务都由他出面，他也都能出色地做好。叶军长赞誉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交际家”。秘书长直接领导军直属队、文书班、管理科、运输班、警卫排等单位，军部机密材料都由黄诚负责保管，许多重要文件也由黄诚起草。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次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但材料没法随身携带，黄诚用密写的办法把江南各省抗日武装情况简要写在一本中国地图册的背面，到重庆再显现出来。袁国平赞扬黄诚是他的“好帮手”。黄诚在军部还常给广大干部上政治课。在讲“新旧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这一课时，他既讲了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又讲了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区别，指出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他讲的内容丰富，分析深刻，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大家欢迎。
黄诚还很注意做驻地周围进步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时，曾访问距军部20余里地的刘寅家。当时刘寅是太平县北乡小学的校长，他向周恩来汇报说，黄诚给他看《新华日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这件事，受到周恩来的热情称赞。后来，刘寅经黄诚介绍，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第二次_高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7个师8万余兵力，对奉命北移途中的新四军9000人进行包围袭击。我军浴血奋战了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太大，且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不幸被俘。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黄诚在战斗中受阻，隐蔽山中，在敌人大部队搜山时，被敌人发现被捕。
陈毅赋诗感怀黄诚，称赞他“临难铮铮风骨好”
黄诚被俘之初，和近百名新四军人员一起关押在108师师部附近的一间大民房内。敌人查问谁是共产党员，并把新四军医生陈延圣拉出来逼问。黄诚为避免敌人伤害更多的同志，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空喊抗日，实际_，策划事变，暗算我军的罪恶行径，警告他们不要想在共产党人身上打什么主意，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气节决不丢。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话，既压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同志的斗志。
黄诚等在108师关了3天，便转押到52师。转押途中，黄诚秘密地递给同在军政治部工作的纪白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能出去，请转告党，我是决不会叛党的!”到了52师，黄诚和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关在一起。晚上，敌52师师长刘秉哲把黄诚、李子芳、林植夫3人分别找去谈话。刘秉哲早就认识黄诚，两人多次打过交道。就在皖南事变之前不久，刘秉哲受顾祝同指使，为了制造友好假相，假意邀请新四军篮球队进行友谊赛。新四军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黄诚率军部篮球队前往参加，受到刘秉哲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在皖南事变中，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52师最为卖力。这晚，刘秉哲假装客气地让坐倒茶，接着故意歪曲事变真相，诬蔑新四军“不服从命令”，是“叛军”。黄诚据理一一驳斥，刘秉哲无词以对，只是“劝说”黄诚“要识时务，不要执迷不悟”，“希望”他“脱离共产党”，“欢迎”他“到国民党方面来共事”。黄诚对此嗤之以鼻。
第二天一早，刘秉哲又假意“请”李子芳、黄诚、林植夫等人吃早饭，说送他们去上饶“受几个月的训练”，并说叶挺军长等人已经先送到长官部去了。饭后，刘派了一名副官和一个班武装押解，还美其名曰“护送”。当天送到太平县唐式遵总部。睡到半夜，敌人将黄诚等人五花大绑起来，说是“怕打散的新四军来抢人”。次日清晨，黄诚等被戴上手铐，推上卡车，改由一个宪兵营长和一个班的宪兵押送，23日晚上到达江西上饶，关押在三战区长官部驻地皂头附近的李村监狱。黄诚与李子芳同关在监狱南面一排靠西头的囚室里，叶挺也被囚禁在这里，单独关在北面东头房内。两个囚室中间隔着过道、宪兵住房和院子，彼此无法接触。
不久，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关在上饶，汇来了一笔款子，当时国共两党仍维持合作关系，周恩来兼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敢扣押，只得让副官将款项转交叶挺。叶挺用这笔钱买了一些布做单衣，送给黄诚等人每人一套。党对被囚同志的关怀，军长对部属的关心，使黄诚深受感动。
1941年7月，黄诚和李子芳一起被转押到石底监狱。石底位于上饶集中营大本营周田村的附近，牢房是一幢孤立的民房改的，反动派赶跑了农户，又在四周筑起了高墙，用一个班的宪兵看守。两间囚室，关着黄诚、李子芳等10名新四军干部。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凭着高度的党性和组织观念，经过暗地酝酿，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李子芳任支部书记，黄诚和徐锦树任支部委员。10个人划分为两个党小组，李子芳和黄诚分别兼任两个小组的组长。秘密党支部经常给大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还组织大家抓紧时间学习。黄诚教同志们学历史、政治、数学和英语，讲课时连看守的宪兵都听得入了迷。有的宪兵不禁暗中称赞说：“共产党、新四军里真有人才啊!”有一个宪兵向黄诚学英语，黄诚耐心地教他，并向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改变了他对共产党、新四军的错误认识。这位宪兵敬佩黄诚的为人和才华，想救黄诚出狱。不料这事被他的上司发现，受到了刑法惩处。后来，这位宪兵乘机逃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
有一天，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三战区政治部情报专员室少将专员张超来到石底，指着李子芳、黄诚等，大放厥词：“你们都是比较负责的干部，这次新四军叛乱，你们都要负一定的责任”，要“好好静思反省”。他还诱骗说，只要“幡然悔悟自新”，“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既往不咎”，而且还会得到“重用”。黄诚首先愤怒地高声反驳说：“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这一套。什么‘叛变’，不服从军令，完全是歪曲事实。究竟是谁叛变，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的。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_，破坏抗战。我们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按照你们的意见渡江北上，而你们却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暗害我军，使日本侵略者高兴，全国人民悲愤。请向，你们的这种行为，不正是对祖国人民的背叛吗?”黄诚义正辞严的驳斥，气得张超面红耳赤，目瞪口呆。黄诚继续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难道这有什么罪过吗?!”李子芳和其他同志也相继据理反驳，张超无言以对，只得凶狠地嚷道：“真是顽固不化，不识时务!”
黄诚和李子芳等同志曾讨论过集体越狱暴动之事，但由于敌人监管严密，有的同志身体虚弱，跑不出去，秘密党支部便批准身体较好又懂军事的徐锦树、廖正文、胡崇德3人个别越狱。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徐锦树等3人从厨房挖的墙洞里跑了出去。顾祝同得到消息，大为震惊，马上派出大量兵力四面追捕。徐锦树与追捕之敌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廖正文、胡崇德被敌捕回。敌人把徐锦树的遗体抬进监狱，张超指着遗体对黄诚、李子芳说：“这都是你们指使的结果!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大家愤然站立。黄诚首先痛斥张超说：“你们是杀害徐锦树的凶手!问我们想干什么?告诉你们，我们想早点离开这个黑暗的监牢，奔赴抗日前线!”李子芳接着说：“要不是我们身体差，也会越狱的。如果那样，又是谁来指使我们的呢?”
敌人给黄诚、李子芳戴上了沉重的脚镣。因怕他们影响其他“囚犯”，又将同囚的另外5位同志解往周田村关押。黄诚从被捕之日起，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曾经设法托人从狱中带出一张纸条给杨述，是用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写的：“军败被拘，生死莫卜。几年来从事于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假如就这样死了，则求仁得仁，夫复何怨。”可见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1942年4月，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的旨意，顾祝同下达了秘密处决黄诚、李子芳等人的指令。4月23日上午，张超派了两名特务到石底监狱，将毒药投放在饭菜里。黄诚、李子芳、廖正文、胡崇德4位同志饮食后，顿觉腹痛如绞，昏迷过去。因药量不足，没有断气。黄昏，张超又增派两名特务来，用绳子将他们勒死。黄诚等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9月，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赋诗感怀黄诚，称赞他“临难铮铮风骨好”“被俘不屈，志量可佩”。
通过本次安全管理讲座的学习，使我对班级安全管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班级安全工作应该在学校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和各任课老师们的共同努力配合下，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班级管理的首要位置。切实从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强化班级安全管理入手，通过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努力营造一个安全、文明、健康的班级育人环境。在此，谈谈个人对班级安全工作的一点体会：
一、利用班队时间，加强学生安全教育
安全工作的重点是及时消除隐患，加强全班同学的安全教育，防患于未然。充分利用班队时间对本班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在学生心中树立安全意识。学期初应把班级安全工作写进本学期的班主任计划中，并在教学中依据本计划进行。例如：学期的第一周定为“安全教育宣传周”，这一周里主要对学生进行了新学期的安全入校教育。在以后的班队会上，应对学生进行了校园安全、路途安全、居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安全教育，树立安全意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二、运用多种宣传方式，树立学生安全意识
我们应利用班级黑板报、主题队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并对班上的学生不定期地进行安全知识讲座、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增强学生的安全知识。在班级中营造了一个“人人讲安全，处处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的浓厚氛围。
三、建立各种安全制度，加强安全管理
民主选举班委会时，班内应在学期初选出管纪律、管安全的副班长。另外还应在班上选出几个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同学担任班上的安全、纪律监督员。给这些同学详细分工，让他们明确职责，协助教师管好班级的安全、纪律工作。使班级安全管理遍布到班上的每一个角落。
四、争取各方力量，搞好班级安全管理
学期初，应该与学生家长签定了安全责任状，让家长注意配合学校班级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严防学生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确保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另外，班上所有的任课教师，特别是安全课教师也随时对本班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样多方面齐心协力，共同搞好班级的安全管理。
总之，班级安全教育不是班主任一个人的事情，所有参与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都有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只有在所有教师的齐抓共管下，班级安全工作才能做得好，真正为学生营造一个健康、和谐、安全的班级氛围!
今天晚上，爸爸妈妈陪我准时收看了cctv1播出的《开学第一课》，从这个节目中，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也更深刻体会到开学第一课对于小学生成长的重要性。这些感悟将会伴随着我之后的年年岁岁，让我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开学第一课让我懂得了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永不言弃的人。那些嘉宾的真实事迹，鼓励着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轻易认输，给予我更多坚韧的力量。
开学第一课也让我懂得了爱国的重要性，让我深刻感受到维护国家荣誉有多么重要，也进一步了解我国历史发展，学会了珍惜这两个字。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建国70周年之际，对祖国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热爱我们的祖国妈妈。
开学第一课虽然播完了，但是它的意义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中。未来的我一定会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快乐成长，希望长大后的自己能够为祖国献上一份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有用之材!
今年疫情肆虐全球，对各国人民都带来极大影响。此次《开学第一课》也是围绕着这一事件展开的。
援鄂医疗队教会我们一个词——担当。新型冠状病毒，同那枪炮一样能取人性命。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就如同一个战场，医护人员同病魔搏斗，从他们手中夺回一条条生命，但也有很大的危险。一批批援鄂医生冲锋到一线，到战场抗击病毒，奉献祖国。在他们中，有的人只有二十三岁。他们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后，我们也将长大成人。我们要做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担当起自己的一份使命。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分享了几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普通人能做些什么?有人将自己家乡的蔬菜运往武汉。有人默默为医护人员点去外卖，在武汉的夜晚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做不了什么大事，便一起在各自家中唱起嘹亮的国歌，感人肺腑。在一段时间武汉地区没有足够的血用于医治，于是国家从全国各地的血调往武汉。有一个词叫血脉相连，这用于我们伟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再合适不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洋溢在华夏土地上。
学生的主业是学习，而有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忘不了学习。在武汉一间隔离病房中，一位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高三学生还在学习。她的这种废寝忘食，分秒必争的学习精神值得每一位学子去学习。
除此之外，研究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陈薇、身患渐冻症，仍身在一线的金银潭院长以及无数普通人那伟大的精神与作为，都值得我们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