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同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见证了张桂梅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用理想信念筑梦育人的高尚情怀。
创办女高难，但是办好女高更难。华坪女高学生基础较差，成绩提升难。张桂梅提出：“必须让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要争取考上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教学目标，张晓峰数次劝她降低标准。可张桂梅坚决不同意，“我们办女高的目的，就是要用教育改变她们的命运，如果只是混个高中毕业证，就失去了办女高的意义。”
面对学校艰苦的条件和这个当时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建校不到半年，17名教职员工中就有9名相继辞职，但更让张桂梅挫败的是6名学生的离开。她一次次翻山越岭去学生家里做工作，把姑娘们往回捞，最后只捞回来两个，100名学生只剩下96名。
学生回来了老师却只剩下8个，学校教学难以为继。教育局提出分流学生到其他高中，学费全免。就在心灰意冷，准备交接资料时，张桂梅发现8位老师里有6名是党员。她一下来了底气，“只要党员在阵地就在，咱们6个都是党员，难道就这样把这块教育扶贫的阵地给丢了吗?”“那你说怎么办?”“重温入党誓词，用入党的初心和信念，团结起来，用对党的忠诚和担当，克服一切困难，为党守好华坪女高这块教育扶贫的阵地!”
张桂梅明白，要办好华坪女高，就必须走一条不同寻常的路，用理想信念为师生注入精神力量。而且，要求学生要苦学、老师要苦教，全校教职工要苦干。就这样，在张老师的带领下，华坪女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建校12年来，高考本科上线率最高达到99%，综合上线率一直保持100%，帮助1804名贫困山区女孩圆了大学梦。
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地区40多年，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投身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攻坚克难，执着奋斗，为当地教育发展和脱贫攻坚作出重要贡献。她矢志不渝，克服种.种困难，努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建成针对贫困山区家庭困难女孩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使1600多名贫困家庭学生圆梦大学，托举起贫困家庭脱贫发展的希望与信心。
去年10月24日，刚从医院出院的张桂梅回到华坪女子高中。拖着疲惫的身体巡查完教室后，她接到了在丽江读书的“儿子”王龙朗的电话。王龙朗委屈地向张桂梅倾诉在异地求学遇到的困难，张桂梅安抚好“儿子”后，便给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李雅兰打电话，请她帮协调解决，并叮嘱李雅兰一定要多关心“弟弟”王龙朗的生活，不能让他在外受委屈。
李雅兰和王龙朗一样，都是华坪县儿童福利院的孩子。李雅兰告诉记者，2001年，从她来到福利院的第一天起，“妈妈”张桂梅就倾尽全力照顾她和弟弟妹妹们的生活，教他们读书识字和健康的生活习惯。19年过去了，她和弟弟妹妹们长大了，妈妈却老了，但妈妈对他们的照顾和爱护却越来越多了。
今年63岁的张桂梅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972年跟着姐姐来到云南参与“三线建设”。20世纪80年代后期，她认识了自己的爱人，从中甸到大理追随他当了老师，伉俪双飞令人羡慕。不料1995年，丈夫查出患了胃癌晚期，她花光所有积蓄，依然没能挽留住丈夫的生命。
为了缓解悲痛，张桂梅决定离开伤心地，申请调动工作，最终选择了从未去过的华坪县任教。
到华坪后，张桂梅拼命用上课来化解心理创伤。学校里，有的孩子只打饭、不吃菜，有的为了省钱两三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有的床上垫的是包装箱的硬纸壳……眼前的情景深深刺痛着张桂梅，她开始缩减伙食费，省下钱来接济孩子。
由于工作出色，对孩子充满爱心，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找到张桂梅，希望她能担任福利院的负责人。张桂梅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成为了54个孩子的妈妈。
“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不幸的故事，每个孩子心里都揣着一块冰。”说起儿童福利院孩子们的身世，张桂梅一脸难过，“所以我要加倍对这些孩子好，让他们找到光明、温暖和希望”。
有一年中秋节，华坪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找到张桂梅，告诉她“儿童之家”的几个小男孩把法院围墙的铁栅栏偷了。张桂梅回到福利院，严厉地批评了孩子。在她的追问下，孩子们委屈地说把偷了的铁栅栏拿去卖了买月饼了。张桂梅含泪对孩子们说:“妈妈最近工作太忙，忘了到中秋节要给你们买月饼，这是妈妈不对，可你们乱拿别人的东西是违法的，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当晚，福利院食堂桌上摆满了月饼和水果。
“我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中秋节的场景。”福利院孩子张惠华说，院长对我们兄弟姐妹一直都很严厉，但从那天起，我们就把院长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在张桂梅的关爱和悉心教导下，张惠华成了儿童福利院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孩子，还考上了华坪县石龙坝镇的公务员，在基层一线担任扶贫工作队员，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像张桂梅一样为贫困山区做贡献。
“妈妈收养的孩子已经有136个，像我这样从华坪儿童福利院出来的，有50多个走上了工作岗位。”张惠华说，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回来看望无家无子的妈妈，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是妈妈用无私的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教会我们怎样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学习了张桂梅同志扎根于教育事业，与时俱进，勇敢克服生活带来的困难，没有被病魔吓退，又出任孤儿院院长，爱学生如自己子女，将自己的一生都无怨无悔的奉献给了党和教育事业。张桂梅同志对党忠诚，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精心研究，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因材施教，进行素质教育，总结出一套适合民族贫困山区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教学成绩突出;她没有子女，生活节俭，把自己绝大部分工资用于接济困难学生，给没有学费的学生垫交学费，带患病的学生去看病，天冷了给他们添置衣被，把母亲般的慈爱全部献给学生和孤儿;她不仅生活上关心学生，而且积极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健康的业余爱好，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关爱他们，与迷恋网络的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精心引导，细心照顾，使他们戒除了网瘾。
张桂梅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人民教师的优秀模范。她的先进模范事迹，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充分体现了她对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作为一名党员，更应学习张桂梅同志的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神，更应在教学中学习她的优点，并将优点发扬光大，在教学中不断创新，思考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向张桂梅致敬。
凌晨五点十分，天还没亮，公鸡开始打鸣，间或有一声狗叫，一大片虫鸣声压过来，风在山林间回响，野猫、野狗、蝙蝠还有当地俗称白鼻梁子的果子狸也会出现。校长张桂梅从三楼的一间学生宿舍走出来，打开手电筒，一层层打开楼道里的灯，一有光，这些山里的动物就跑走了。
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学生们五点半起床，上午五节课，下午三节课，中间午休1小时，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时，11点半到12点之间熄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学习以外，所有其他时间都被尽可能压缩，吃饭不能超过10分钟，跑步往返。张桂梅精心测算过，一分钟约有30个学生打饭，一个年级159人全部打完需要5分钟，最后一个学生也留有5分钟时间吃饭。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周日11点到下午2点，这3小时内，学生们被允许外出，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时光。
乍一看，华坪女高和其他以军事化管理为核心的县中还没有太大差别。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县城里，衡水中学模式被广泛地复制。在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游戏中，对于很多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们来说，以时间换机会是目前看起来最成功、也是现实中唯一有效的思路。
但华坪女高更为成功，或者说更为特殊。在衡中模式里，“名校掐尖”是最关键的前置环节，而女高第一届学生中，很多人中考分数很低，甚至没有达到县城分数线，这些学生在三年后却几乎全部考上本科，本科上线率达到100%。时任云南省副省长李江感慨，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因为女高的入口极低，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女高在12年内先后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一千多个家庭因此脱贫，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百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战绩显示，女高共有159人参加高考，其中150人达到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为94.3%。这些数字共同构成了女高神话，也让校长张桂梅在今年成为焦点。
但在感动之余，人们更好奇的是，这个神话可复制吗?
张桂梅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每日要在身上和手上贴满止疼膏，否则手无法弯曲。
摩托、扩招与理想主义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04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07年，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08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4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女高至今也没有一套制度化体系化的破格录取标准，录取谁不录取谁，张桂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在县级政府层面，也给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许她每年在招生指标外额外录取一些贫困生。“对超出的人数，基本张桂梅上报，县里就会批，”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然也不能超出太多，毕竟女高能招的人数也有限。”
实际上，对于是否划一条明确的分数线，女高内部也有过讨论。但张桂梅认为，“只要划了分数线，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就进不来了，有违女高的初心。”
据女高2015级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19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5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1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13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4%。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08年到2016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00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20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红歌、苦教与女高模式
2009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张桂梅：“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从2010年开始，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然后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学期开学时，全体师生要抄党章。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由张桂梅亲自执教，最长时可能持续2~3小时。课上，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周日晚上七点半，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既有经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禄》，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国》。除电影外，还会每周追剧，让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击队》，“当时每周看一集，我们都边看边哭。”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在女高，老师结婚、怀孕都不是偷懒“摸鱼”的理由，想请长假很难，建校至今，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2014年，张红琼怀孕了，但还要管全校卫生，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为躲避扫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张桂梅就批评了她。对此她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后来孩子一岁多，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她说，你是一个老师，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2011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但胥国华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教改、培训与水土不服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急地说。
张桂梅最初以为，女高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只会僵硬背诵，需要“一个老师帮她们点一下”。她咬咬牙，请长沙的一位名师来女高讲课，一天给3万元课时费。这位名师带过的毕业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饭也要把这些老师请来。结果他来了以后，啪啪讲完，学生们都傻了，一点也听不懂。是他讲得太高深了吗?还是他的思维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给他的学生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孩子就不行。”
杨文华对此解释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师来华坪教课，也会把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涂。他对这些学生的基础薄弱情况、学习和行为习惯都不了解，用针对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那一套来教大山里的学生，这些学生听得懂吗?”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在杨文华看来，张桂梅不鼓励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女高老师们“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外面学校的老师待遇更好，而女高是个讲奉献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后心收不回来怎么办。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某某学校把我老师的心搞乱了。我就和她说，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么坚定，百毒不侵，你怕什么?”
美国、师资与恶性循环
女高的“死结”折射出当代乡村教育的典型困局。核心问题指向两个，一是学生的基础太差，二是县中师资匮乏。这二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在女高教师张红琼的地理课上，过于尴尬的安静已经持续了五分钟。半小时前，她在黑板上写下这节课的讨论主题：如何在现实中理解热力环流?将学生分组后，她们“讨论”得很热烈，但轮到发言环节，组长站起来，一个字都挤不出来，这是2011年前后。
不久前，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丘北中学的老师来到女高，提出“自主讨论”的教育改革理念，张桂梅于是将每节课从45分钟延长到一小时，规定老师只讲半小时，剩下半小时由学生自主讨论，借此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和举一反三能力。同时，这也被视为女高由传统教学模式向素质教育短暂靠拢的实验。
但张红琼在实践中发现，女高学生基础差，缺乏自主讨论的能力，即使给她们足够的时间，也只会在课堂上聊天，并不会真的去碰撞和思考问题。她发现，“很多学生进到高中后在地理上基本是零基础，小学初中仿佛没有学过，连经纬线都不懂，更别提七大洲四大洋，你问她们美国在哪儿，根本指不出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两个月后，张桂梅叫停了改革，失败让她更加坚定了“苦学”的教育理念。“没办法，我们学校只有花这么多时间去学、去教，人家学校是三年高中，我们还要把初中甚至小学九年的知识都补回来。”张红琼无奈道。
2015级女高学生郑珍珍是村里第一个女高学生。她所在的村叫左岔村，是一个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位于华坪县通达傈僳族自治乡。通达乡距离县城50公里，山路曲折，开车大约要2小时，海拔在1562~3198米之间，下属的大多行政村都非常贫困。《中国新闻周刊》在左岔村走访时发现，一直到今年，全村只出过三个高中生，都考上了大学。其他村的情况也是如此，考上高中的孩子凤毛麟角，很多村尚未走出过一个高中生和大学生。在这些高中生中，女生大多在女高就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孩子辍学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成绩太差，考不上高中，而并非因为贫困或观念落后。即便是在还没有通路的村寨，教育观念也已经有很大改变，以前村民们觉得读书没那么重要，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现在父母都希望孩子可以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但小孩读不进去，父母干着急，一直催他，给他压力，也没用，”多位通达乡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无奈地说道。
在和村里的辍学儿童交谈后发现，在外界看来，大山里的孩子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却相反，很多都非常厌学，哪怕逼迫自己在心里重复“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却无法将它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勾连。即使是女高学生，在读高中前也非常懵懂。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选择去女高，只是因为不想回家种地。“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对你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想过外面是什么样子，对什么都没有意识和概念。”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通达傈僳族自治乡潘兴陈总结女高模式时，特别指出，张桂梅的聪明之处，通过红色教育让学生对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给自己一个更明确的定位。这点对大山里的孩子尤其重要，是想办法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让她们产生内生动力。
在潘兴陈看来，华坪的学生基础差，主要是因为小学和初中的师资匮乏。
通达乡丁王村民族小学(简称丁王民小)是乡镇里最好的小学，来自附近四个村子的278名学生都集中在这里就读，学生以傈僳族为主。
丁王民小校长蔡文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的老师以本地人为主，大多是考出去后出于“回报家乡”的心理回来任教。事实上，通达乡这些年考到丽江师范大学的学生也不少，但回到华坪县城的都很少，更不用提乡镇。他指出，工资少只是一方面原因，山区的老师都要有点奉献精神，“撤点并校”后，学生家离学校太远，很多小学和初中都是全寄宿制，老师既要负责学生的学习，还要操心生活，负担很重。县城的老师每天还可以回家，乡镇上的老师则要和学生一起同住，每周只有一天可以回家。也因此，乡镇学校教师流失的情况非常严重，“越优秀的人才流失的越快。优秀的老师都想要往县城调，或者是去丽江和昆明这种大城市。”他说。
蔡文璐还表示，目前学校能招来的正课老师以二、三本为主，音乐、美术和体育老师则根本招不齐，很多副科老师都是身兼数职。事实上，对于整个华坪县的所有中小学来说，招聘老师难是个未解的“死结”，且近几年情况越来越严重。
杨文华指出，县中招老师，“985”“211”的学生根本不考虑，因为招不来。以华坪一中为例，以前招聘的要求是一本，后来门槛降到了二本，现在三本也可以录取，一降再降。女高则不愿妥协，只招一本以上的老师，因此招聘难的问题格外突出。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县给女高的老师编制47人一直没有招满，目前学校在编教师共有40人。今年9月，女高再次面向全国急招教师7名，具体包括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和地理教师各1名。招聘要求则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双一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一旦聘用，在女高的服务期要不少于六年(含试用期一年)，且六年内不得调出。在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眼中，这个条件极其苛刻。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招聘信息挂出去半个多月，来报名的只有1个，后来又陆续有一些报名，但都不符合条件，最终录取的只有1名。杨文华认为，包括女高在内，县城中学现在最缺的还不是硬件，实际上，所有硬件的升级和更新换代最终都要靠老师去操作。整个县城的教育生态要想有质的变化，关键还在师资。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得知张桂梅身患重病，县妇联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时看望了她。几天后的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这个“外来的姑娘”捐款。有人借钱捐款、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费……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一起。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没有亲生儿女，全身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01年，她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一边兼任“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2003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
2003年至2007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最美楷模背后的光辉密码是“1，3，3”
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他们叫教师。去年的第36个教师节，让我们解读这个神圣职业背后光辉的密码，感受教师伟大而无私的精神。
“1”束点亮黑暗的柔光，他们是梦想的引导者。每个学生都有梦想，梦想在老师的指引下，会转变为让孩子奋进的信念和成长路上的导航灯，成为让孩子发光的力量。云南省华坪县女子高中教师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地区40多年，为帮助孩子找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相融洽的桥梁，全力推动发展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十二年间，让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插上梦想的翅膀，走进大学，走向她们更广阔的人生。40多年来，她将自己的青春、汗水和爱心都献给了大山深处的莘莘学子，一生无儿无女的她，成为许多学生心里的“妈妈”。对于大山女孩来说，张桂梅就像一束柔光，一束打破黑暗点亮人生的希望之光，一束帮助学生成就人生的梦想之光，一束托起无数家庭和学生改变命运的奇迹之光。无数“张桂梅”的平凡坚守，铸就光辉不朽的教师之光。
“3”尺浸满心血的讲台，他们是育人的传道者。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山区的教师丁海燕兢兢业业扎根山区，辛勤耕耘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站在三尺讲台三十余载，她备课求“新”，上课求“活”，辅导突出“针对性”，练习讲求“多样化”，不仅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贵州省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肖敏用似水的温情和坚如磐石的耐心，为残障儿童制定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打开他们封闭的内心，让他们感受到世界的善意与温情。她们始终履行着一个教师教书育人的光荣使命，用知识的火把点燃了孩子们心灵的火花，用默默的耕耘托起了教育事业的辉煌，用平凡的身躯托起教育的美好明天。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他们将知识的火焰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3”千芬芳满园的桃李，他们是丰收的耕耘者。“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门”。老师用他们辛勤的耕耘换来了“满园春”。山东潍坊商业学校教师魏亚丽大胆进行教学改革，推行“混合式教学法”“分层式教学法”，创新“2+3+5教学模式”，在四年的时间里，带领团队将三百多名中职生送进了本科院校的大门，取得了年均升本率60%，升学率100%的优异成绩，为学生打通了中职向高职、向本科乃至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赫章县城关镇中心幼儿园教师何梅秉持“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教学理念，慈母般的爱心，百战不败的信心，激发儿童学习的热情，为孩子顺利进入小学提供坚实保障。“令公桃李满天下，何须堂前更种花”，桃李满天下是对一个教师教育生涯最好的褒奖。
“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老师们用辛勤的双手“除虫拔草”，用他们的知识“浇灌树木”，用他们的青春“化作营养”，只为将来的“桃李芬芳”。了解教师背后的“密码”，感受到人民教师将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事业的感动，让我们向他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清晨5点15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起，坐着宿管员的电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楼的灯一一打开。
10多年来，张桂梅每个上学日都坚持着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习惯。“姑娘们怕黑，提前把灯打开让她们更安心。”她说。
爱人早年病故，张桂梅膝下没有儿女，她把母爱奉献给了女高的孩子。
每逢假期，不管工作多忙，她都要抽出时间去学生家中挨个家访。10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程超过10万公里。
有年寒假，张桂梅到华坪县荣将镇家访。在街头，张桂梅一眼就看到高三学生山启燕正在路边卖甘蔗。“都要高考了，不好好在家看书，咋跑来卖甘蔗?”张桂梅生气地问。
了解到山启燕父亲患病 家庭困难，张桂梅经常偷偷给她塞生活费，直到她顺利考上大学。如今，大学毕业的山启燕已成为一名幼师。
张桂梅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她没有房 没有车，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女高的学生们身上，自己一件衣服能穿10多年。
2018年初，张桂梅病危入院，华坪县县长到医院看望她。躺在病床上的张桂梅拉住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我将无我，让信仰的力量传递
9月5日，华坪女高高一新生端坐在操场上，聆听入学后的第一堂“校课”。每周“校课”，小到学习生活，大到理想信仰，张桂梅都亲自授课。
如今，这堂课让张桂梅愈发感觉吃力。63岁的她站在教学楼前，身形有些佝偻，手指 胳膊 颈背上贴满了止痛膏药。“早上起床时，脚疼得不敢着地。有时我真想不干了，可看着你们，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张桂梅对学生说。
看到有学生抽泣，张桂梅连忙说：“不哭不哭，我答应你们，我会好好的，陪你们读完这三年……”话音未落，100多名新生已哭成一片。
前不久，张桂梅被中宣部 教育部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的活动。丽江市专门设立了“张桂梅教育基金”，所筹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华坪女高发展 补助贫困学生。
让张桂梅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受她的精神感召，许多华坪女高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投身艰苦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从小穷苦的她，以前愿望是“走出大山 赚大钱”，但女高改变了她的想法。2015年大学毕业后，周云丽考取了宁蒗县城的中学教师岗位。听说女高缺数学老师后，她毫不犹豫放弃了县城工作 放弃了正式编制，来到女高做代课老师，一年后才转正。
“老师老了，我们长大了。”周云丽说，“我们要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一座高高的山上坐着一个小女孩，身旁放着一把镰刀和箩筐，望着远方发呆……这画面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张桂梅哽咽地说，当我下车询问小女孩怎么了?她哭着说，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她嫁人。
小女孩的话和渴望读书的眼神深深地烙在了张桂梅的心里，她觉得应该给山里的穷孩子一个读书的机会，让山里的女孩子都能免费接受高中教育，不再陷入“低素质母亲、低素质孩儿”的恶性循环中。
于是，这个15岁便跟着姐姐来到云南参与“三线建设”的外乡人，经历了生死一线间的重病教师，创办起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云南华坪女高。建校12年，张桂梅和她的教师们带领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张桂梅说。
1800多名贫困女孩走进大学
2020年高考成绩出炉后，张桂梅有些不满意。
尽管，这所免费女子高中，已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800多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出大山、走进大学。
“今年华坪女高的高考成绩‘两头’比较突出，600分以上的相对历届较多，但今年达到专科成绩的学生也多，达9人之多，往年就两三个。”张桂梅说。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得知张桂梅身患重病，县妇联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时看望了她。几天后的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这个“外来的姑娘”捐款。有人借钱捐款、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费……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一起。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没有亲生儿女，全身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01年，她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一边兼任“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2003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
2003年至2007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大家是否认识一位扎根在边远山区的女教师张桂梅，她创办了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托起了一个又一个，在贫困地区的女孩子的读书梦想。她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这个活着的榜样，他顽强拼搏、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还有什么传奇人物比62岁张桂梅更落魄吗?为了省钱，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后来“吃点肉就会呕吐，就会难受”。她去筹款时，被人放狗咬过，脚上鲜血直流;街头募捐，别人怀疑她是骗子朝她脸上吐口水。
她家中，最醒目的是40多项荣誉证书：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一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了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什么是榜样?
榜样是清风，吹动一颗又一棵树。
榜样是水流，推动一帆又一帆行舟。
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授予张桂梅等7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2月5日，在昆明至北京CZ3998航班上，张桂梅收到一份来自南航乘务员朱静怡的信。
信中，朱静怡对“榜样”张桂梅说：“智者度己，圣者渡人，您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再多的文字都表达不出我内心对您的敬佩，只能通过您的故事激励着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姐妹们。”
“第一次听说张老师的事迹是通过微博，有一个博主讲述了张老师和华坪女高的故事，我看了以后十分受触动，便去搜索了她的相关纪录片，纪录片看到一半我就感动得流泪了，从此张老师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静怡说。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飞机客舱里，张老师的胃不太好，我们乘务员同事及时向她递上了一杯温开水，并向她致意。”朱静怡回忆起见到张桂梅的场景，“张老师和我们的交流都很温和谦逊，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朱静怡告诉小编，自己发自内心地敬佩张桂梅，当在自己的航班上遇见张桂梅时，她内心十分激动，但是因为知道张桂梅身体不太好，怕过去说话会打扰到张桂梅休息，便决定写一封信，等落地后再交给张桂梅。
落地后，朱静怡亲手将信件交到了张桂梅手上说：“张校长您好，我看过关于您的纪录片，并且被您所深深感动。”
“张校长听到后，慈祥地拉着我的手，注视着我听我把话讲完。我看到张校长认真的神态，又想到她平时在学校里的辛劳，不由得有点哽咽地说，‘您一定要保重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
“张校长听完后，紧紧拥抱了我，那一刻，我才感受到她身上的温柔与强大。随后我和主任乘务长一起，将张校长送至登机口。张校长和我们挥手告别并表达了这一路对我们客舱服务的认可和感谢。”
张桂梅的什么精神让一名年轻的乘务员如此敬佩?
朱静怡说：“张桂梅老师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她拖着生病的身体为大山里的女孩们创造教育条件，为她们开辟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张桂梅校长的伟大并不在于她不凡，而恰恰是因为她平凡，她用一生的执着，让我们见识到平凡的身躯里，可以蕴藏着多么震撼人心的力量。”
朱静怡还说，在以后的飞行生涯中，自己也会向张桂梅校长学习，把每一项平凡的工作做好，深入贯彻南航亲和精细的服务理念，为公司和民航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机舱里的一场偶遇，敬意满满的一封书信。
这也许就是榜样的力量，无需多言就能感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希望，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理想，同时对他人的困境充满悲悯与同情。
古人常讲见贤思齐，希望张桂梅这份榜样的力量能够在更多人之间传递，鼓舞与感召我们每一个人，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满希望，也让他人因为我们的积极向上而感受到更多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