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下面小编整理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七期观后感，欢迎阅读。
有人一定会问，我们在讨论文化，可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应该是最准确的定义。虽说一个词的定义是唯一的，可文化对于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群体却大不相同。先不论国际，在我国便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等。而我们对于这多种文化的大包容又可称为一种新的文化。那么说到自信呢?定义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信任。而我理解的文化自信，便是对自己所在群体的文化的认同和信任，即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认同。
那么如何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呢。一个人要做到自信首先要了解自己，而要做到对于文化的自信则先要了解文化。文化产生于历史的洪流，是历史的变迁与发展才造就了今天的文化。中华五千年沉淀了无数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是扎根于灵魂深处的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在于认同，而认同却不是要我们不知精华与糟粕的一昧认同。一个人要做到的真的自信，是要认清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同时也知道自身的缺点。当能够认清缺点时，才能够直视确定加之改正。文化在历史变迁中即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认同精华也要剔除糟粕，否则则是“文化自负”了。而对于文化自信的要点就在于，能够认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能发展文化。
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传统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同时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的对于文化，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能将历史与当下融合，让历史的洪流顺应时代的浪潮。我们应该从不鼓吹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也不自诩家乡的水最甜，而是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积极学习好的外来文化，形成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这样才能兼容并蓄，使我们根基深厚的中华文化继续开枝散叶、源远流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就要坚持“四个自信”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他还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就告诉我们：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根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和“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从独特性和力量两层意思，表明了文化自信的独特作用。 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打牢思想根基，提供精神、智慧和道义的支撑。道路、理论、制度的内涵界定，都包含着文化的基础要素。道路的确立、理论的架构、制度的建立，都必然由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因此，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 文化自信的内涵，不仅渗透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 还渗透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日常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审美追求等方面。文化自信的最大特质，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思维力、先导力、潜移力、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创造力、孵化力、和谐力、和合力、感染力，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深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国家、民族、群体、个人失去了文化自信的根基、灵魂，必将无所适从。因此，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 文化自信一旦确立起来，就将融入人们的精神生活，形成高尚的伦理道德、正确的行为操守、优雅的审美情趣，并在具体实践中规范、制约和激励人们的行动。文化的重大功能，是“教化”“化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人们的精神基因，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以繁荣和昌盛。文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就能建成的。 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文化的改革需要更长的时间。为此，文化建设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长期坚韧不拔的精神。只有注重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无一不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才诞生的。这都充分表明了文化自信“更深厚”的特性。
谈到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要谈一谈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去年9月，我和新加坡资深学者马凯硕先生在上海有过一场对话，探讨亚洲智慧对世界的贡献。我们两人对多数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但在涉及英语的问题上有一些分歧。马凯硕经常撰文谈印度的崛起，他认为印度现在和中国的差距还相当大，但印度最终也能追赶上来，一个原因是印度人的英文水平比较高。对此，我有所保留。我说，我曾经读过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回忆录，我发现他在治国理政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首先写信给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候的英国同学，跟他们交流思想。尼赫鲁的思维方法跟英国人相当接近。依我之见，绝大多数印度精英把西方世界的认可，特别是西方对印度所谓民主制度的认可，看成一个很高的标准、甚至是最高的标准。这和中国的政治领袖完全不一样，中国政治领导人一直认为，要探索适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要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但最终要超越西方。
毛主席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不讲英语，只说中国话，而且还都带着浓浓的乡音。可能正是他们中国式的思维使之没有陷入西方思维的陷阱。他们愿意学习西方的一切长处，但始终坚持不能失去自我。以邓小平为例，他1978年访问新加坡，受到很大触动，因为这时的新加坡与他16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候路过的新加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回国后多次讲，要向新加坡学习，但同时他也说，在一些方面，我们要做得比新加坡更好。后来我对马凯硕先生说，我不否认在“术”的层面，印度人英语比较好，可以方便印度人借鉴西方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但在“道”的层面，恐怕英国人的思维方法使印度政治精英、政治领导人难于完全跳出西方的思维方式。
文化自信来源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礼记·礼运》记载了儒家向往的太平盛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从道家观点来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意思是有余的应该往下压一压，以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和群体。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这些与社会主义的治理理念息息相关。在具体治理方式上，《论语·为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国以礼”、德主刑辅，德治和法治皆不可偏废。儒家期待的治理效果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乐融融、各得其所，以此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道家主张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此达到天下相亲、邦国和谐的治理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对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影响制度的深层次因素，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趋于发展为一种文化理念，而且文化差异对各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方面来看，文化是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这种经过文化自觉而选择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契合性，更容易使人们坚定对自身制度的自信。
制度是思想的载体和实现形式，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往往是在特定的文化底蕴中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早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等等。把这些思想运用于构建制度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提供重要保证，也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
近代以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先后学习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多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总统制等制度模式，最后都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探索，形成了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在对传统制度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见，中华文化的丰富博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完善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其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文化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失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关文化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根基。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深厚文化土壤，为制度自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离开中华文化的支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缺乏勇气和智慧;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容易失去定力和气节。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也就成为制度能否受到认可并使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