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张桂梅先进事迹观后感心得范文5篇
2020年，张桂梅先后被评为云岭楷模、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可是她的工作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她几乎每天都在家访的山路上。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2021张桂梅先进事迹观后感心得范文5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在省、市、县各级党委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捐助下，张桂梅的办学梦想最终实现。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建成。9月1日，来自丽江市华坪、永胜、宁蒗等深度贫困县的94名贫困女孩走进了女子高中的校园。
要对得起肩上的责任和使命
学校是建起来了，如何留住孩子却成了难题。
为留住这些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去有些学生家的路太难走，连车都租不到，只能徒步前往。一个假期甚至两个假期，即便马不停蹄，张桂梅也只能走访完一届学生的家庭。尽管如此，她依然坚持，“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亲自到每一名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一次家访，到了山下，司机告诉张桂梅，车上不去了。学生的家在山顶，仅有一条不到半米宽的山路，路的一边是万丈悬崖，走路的话需要6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张桂梅搭乘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山。“当时坐在车上，我都不敢低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入悬崖粉身碎骨。”想起当时的场景，张桂梅至今心有余悸。
学生下山来接她，在半山相遇时，张桂梅第一句话就问她，“你为什么要回这儿来啊?你怎么还老想回这儿啊?这地方你怎么回来的啊?”女孩低着头淡淡地说，“老师，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张桂梅无言以对。
这样的家访已持续11年，覆盖学生1345名，行程近11万公里，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还旧病复发晕倒在路上……可正是这一次次的家访，更加坚定了张桂梅将女子高中继续发展下去的信念。她不希望山里的孩子因为没能接受教育，在不到15岁的年纪就结婚生子，然后将缺失文化带来的无知和贫困又一代代传下去……
学校创办初期各方面都很艰难，整个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食堂、厕所，学生和女教师挤在教室里睡觉，男教师睡在楼梯间。由于学校的院坝没有硬化，风一吹，整个校园满是灰尘，老师每天下午五点半还得清扫校园。
女子高中建校半年时，17名老师，9人辞职，只剩下8人。
张桂梅坐在学校的旗杆下抹泪：“怎么办?学校是不是办不下去了?”哭完后，她回到办公室去整理学校的档案时意外地发现，留下的8名教师中，居然有5名是党员，加上自己，学校有6名党员。
“只要有党员在，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张桂梅心中暗想。“我说咱们开始重温入党誓词。我们没有钱，就在二楼画了一个党旗，把誓词写在了上面。我们宣誓，没宣誓完，全哭了。”
从那之后，学校开始了军事化管理，每件事都被张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内。看似有点残酷，但她们对得起自己肩上这份责任和使命。
办校12年后，不断有学生为争取读书机会涌向这里。有女孩背着包站在校门外，恳求来这读书，许久不肯离去，张桂梅年年遇到这样的女孩。也有外市来求学的，学校不能收，她就送5000元钱，嘱咐对方，没钱再找她要。
张丽(化名)初中时，父母离婚，被判给父亲。但父亲长期酗酒，常常责骂她。她独自一人住进镇上120元一间的出租屋中，房费由改嫁的母亲支付。
初中毕业，她想着去打暑假工，家里再凑些钱就能读书。但母亲坚决不让她读，说家里供不起。她天天哭，中考成绩未达到女高分数线，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
她不甘心辍学，去年暑假，她壮着胆，拿着贫困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父母离婚证来到女高门口，申请一个读书机会，办公室老师收下她的材料。没想到，几天后，她的妈妈接到女高的电话，女儿被女高录取了。妈妈说孩子走了“狗屎运”。
学校不仅送张丽一张高中入场券，也为她支付了生活费，免除她经济上的担忧。
不过，像张丽一样因交不起学费而来到女高的越来越少。2019年，华坪女高一本上线率40.67%，排名丽江市第一。今年，学校成绩依然可喜。159人参加高考，一本线以上70人，本科线以上150人。
但今年9人未上本科线的高考成绩让张桂梅不太满意，她觉得，今年受疫情影响，山里的孩子与城市孩子进一步拉开差距。
上网课在大山里很不便，风一刮，信号就没了。她让老师和各级村委会联系，让家中没有网络的学生去村委会上课，并给没有手机的学生买了手机。
张桂梅希望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心愿也没能实现。
学校最缺的仍是资金。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负担，工资水平低。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告诉记者，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办学规模设计，但因资金有限，每年只能招收100到160人。
除了教师工资，学校水电费、学生的所有支出均由学校负担，每当账户剩下100万元，张桂梅就进入新一轮的忧心，她要继续为钱奔走。
名气能为学校带来钱。张桂梅因此在乎每一次出名。第一次被全国聚焦在2008年，新闻联播报道她的第二天，她正要起身去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汶川地震来了。第二次时，媒体宣传她，片子还没播，鲁甸地震来了。
这一次，赶上了疫情。她以为又没了音讯，自己却突然火了。
社会各界的捐款让张桂梅暂时免于为钱发愁。但代价是每日数不清的媒体约访和陌生人的问候电话，有人请她去给干部讲道德课，有报纸请她跟全国优秀教师写几句话。以前没钱看病，如今，她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被医生关注，有人给她开中药，有人对她问诊。
她对每位到访者客气。多家媒体到来前，她特地去医院打了一针，以免中途倒下。今年春节，她坐在椅子上接受视频采访，身后有县长和一名医生保驾护航。
这位强势的校长逐渐发现，自己能做的越来越有限。对于这所学校的未来，她多数时候表示乐观，觉得学校名气大了，自己即使不在了，政府也会管。
以前，有洁癖的她不喜欢别人摸她的手，如今，她身体愈发虚弱，要靠别人搀扶。半生教书育人，每次放寒暑假，看到空荡荡的校园，她终于可以停下来一会，想想自己的事，以后养老怎么办，但找不到一个可倾诉之人。
脆弱的时刻很短暂，很快，她又以健谈精干的形象面对每一个到访者。她说，只要她能动，女高就不会倒。
她播撒的爱在流动和传递
“起床喽，姑娘们，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了。”
每天，天还没有亮，张桂梅就佝偻着瘦弱的身子，爬上学校顶层，开始一天的工作。从起床到出操，再到课间休息，以及晚上睡觉前，小喇叭的声音一直在校园里回响。
从初建校时的94名学生，到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支撑女子高中的是照亮黑暗的那道“光”。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高一刚进校的第一课，校长并不直接谈高中阶段的专业学科，而是让我们抄写党章。”就读于南方医科大学的毕业生邓婕回忆，“经过高中三年红色文化的熏陶，我变得坚强独立、吃苦耐劳、勤奋勇敢了。”
这是张桂梅的“特殊教育”。
张桂梅在探索中制定了“唱红色歌曲、忆红色历史、读红色著作、记红色名言、看红色影视、塑红色课堂、办红色校报”等教育教学方针，坚持每周开展“五个一”党性教育活动(一律佩戴党徽上班、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唱一支革命经典歌曲、每周开展一次党员理论学习、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她努力“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有人说我爱岗敬业，有人说我疯了，也有人说我为了荣誉。有人不理解，一个人浑身是病，却比正常人还苦得起。支撑着我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让我直面这片热土时，心里不愧。”张桂梅说。
一个叫何先慧的女孩，对11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
2009年，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张桂梅来到学生何先慧家里家访。看到何先慧的妈妈衣着单薄，在地里割韭菜，张桂梅把身上穿的新棉衣脱给了她。知道这件事后，何先慧的眼眶湿润了。她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后没钱上高中，是华坪女高接纳了她。
现在，何先慧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到周末，她就会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帮忙。只要张老师打一个电话，她就会无条件支持。因为她知道，张老师播撒的爱，在流动和传递……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得知张桂梅身患重病，县妇联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时看望了她。几天后的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这个“外来的姑娘”捐款。有人借钱捐款、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费……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一起。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没有亲生儿女，全身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01年，她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一边兼任“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2003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
2003年至2007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在担任“儿童之家”院长过程中，张桂梅对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得愈发深刻。
这让她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有的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
“只要母亲的素质高，孩子的素质就高。要解决偏远山区的贫困问题，就必须从提升妇女素质入手。”由此，张桂梅萌发了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02年起，她开始为这个看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四处奔走。
“要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张桂梅的“宏伟蓝图”遭到不少人的质疑，但张桂梅没有放弃，为此饱尝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
为筹集资金办学，张桂梅求过很多人。一次，张桂梅到昆明某企业寻求帮助，未等她把办女子高中的构想说完，企业的领导就叫保安赶她走，“见我不走，保安就放狗咬我。”看着被狗撕破的裤腿和流血的脚，想到自己的委屈，张桂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更多的时候，疲惫、无助的她坐在街头，靠着墙根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
“2008年1月7日，姐姐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哥哥病危，一直喊着我的名字，盼着见我最后一面。恰好当时宣传部通知我9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我想北京离哈尔滨近，可以去看看哥哥了。”但到了中央电视台后，热情的编导找了位企业家和张桂梅对话，争取帮她解决女子高中的困难。
一边是山里的娃，一边是弥留的兄，张桂梅艰难抉择。当她把节目录完，等来这位企业家承诺给女子高中提供50～100万元资助的同时，也等来了哥哥已经火化的消息……
那种锥心之痛，张桂梅至今难忘。